记得小时候,劳累一天的父亲一走进家门,就会喊着我的乳名道:“小铁锁,去小铺给爸打二两去!”年幼时并不知道饮酒的奥妙,但饮酒能解除陋巷平民一天的疲劳,却刀刻斧凿般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。岁月悠悠,一晃我已年近古稀。伴随着对人生的感悟,对酒的品味和感情,可以说已经相当丰富了。

1971年秋,我结束了艰苦的知青生活,调入抚顺市“革委会”工作。我的同学张云翠,也是我后来的妻子,与我同期调入抚顺友谊宾馆。我们俩开始谈恋爱,一天约会时,她塞给我一瓶汾酒和20斤粮票,说道:“你在机关食堂吃饭,我怕你吃不饱。你跟我讲过,你父亲爱喝两口,可是老人家一生净喝散装白酒了。这汾酒三元多一瓶,市面上买不到。你喝的时候给你父亲敬上一杯,弥补老人家生前没喝过好酒的遗憾。我们山东家兴这个。”就这么20斤粮票、一瓶汾酒,我被她征服了。那瓶汾酒成为我们俩的定情信物,我放了多年后才喝,酒瓶则始终珍藏着。

1982年初春,当时我在省总工会工作。一天晚上,我来到沈阳市冶金局离休干部孙涛的家。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浓浓的酒香,只见茶几上放着一瓶打开的汾酒,一碟午餐肉,一碟花生米。

孙老的老伴蓝阿姨说,他们都是离休干部,年节都照顾两瓶好酒,茅台留着待客,这汾酒是孙老平时最爱喝的。边说着给我也斟满了一盅汾酒,让我陪孙老喝几口。几杯酒下肚,孙老讲起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一些经历。因为利用祖传整骨点穴的医术义务给群众治病,“文革”中他被扣上“弃政行医”“不务正业”的罪名。讲到这段坎坷经历时,孙老嘴里喝着酒,眼里含着泪。那瓶汾酒也很快就见底了。临别时孙老几乎哀求地对我说:“我今年62岁了,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我担心积累了一生的医术不能献给社会,带到棺材里可太可惜了。我知道你为人仗义,文笔又好,您帮我一把吧!”

不知道是几杯汾酒的作用,还是孙老那几句话给我敲得,那一夜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眠,索性起身披衣,奋笔疾书,给当时的卫生部长崔月犁写了一封推荐信,建议有关方面对孙涛整骨点穴的传统手法抓紧进行考核。信寄出不久,我便收到卫生部中医司的来信,说信已转给崔部长,并责成辽宁省、沈阳市卫生部门抓紧处理。很快,经省、市卫生部门的考核,孙老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

1984年6月,在改革的春风中,孙涛整骨点穴诊所的牌匾堂堂正正地挂在孙老家的门口。从此,孙老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为群众解除疾苦的事业中。那几年,孙老心里高兴,酒没少喝。有几次相聚,孙老拿的都是汾酒。他说,喝汾酒不仅能尽兴,而且能成事。

1986年12月13日,孙老病故,享年66岁。令我感动的是,他在生命垂危时给他的儿子孙双东留下遗嘱:“每年春节你一定代替我去给李元同志拜年。”于是从1987年至今,整整30个春节,孙双东年年都代替他父亲给我拜年,有几年还给我带来印有杏花村国画的瓷瓶汾酒。这寄托孙老对我深情厚谊的汾酒,至今还有几瓶原封不动地保存着。即使已经喝了的,我也将那古色古香的汾酒瓶收藏起来。40年中搬了三次家,10多个汾酒瓶竟然一个没少。前不久其中一个的瓶口碰碎了,妻子为此好一阵子懊恼。

我收藏的这些杏花村汾酒瓶,有两个是雁北地区瓷厂生产的。该地陶瓷始于宋元时期,盛于明末清初。雁北瓷厂是给杏花村汾酒厂提供酒瓶的主要厂家。好酒配好瓶,这些酒瓶从材质、工艺到设计,都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。或许因为这些酒瓶是我家的“宝”,我的儿子从小就对酒瓶上“借问酒家何处有,牧童遥指杏花村”的图画情有独钟。

1996年,16岁的他从新民县高中图书馆处理旧书的书堆中,为我淘来一本由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9月出版的《杏花村里酒如泉》(作者:刘集贤、文景明)。翻开这本书的扉页,郭沫若的题词、谢觉哉的题诗,赫然醒目。特别是著名画家关山月创作的国画《牧童遥指杏花村》,令人赞叹神往。我夸儿子有眼力,儿子却说:“我发现这本书的插画与咱家收藏的汾酒瓶子上的图案太相似了,才买回来让你欣赏的。”

今年6月20日,我和老伴有幸到杏花村汾酒集团的汾酒博物馆参观。我们重温了汾酒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甲等大奖章的光辉历史,聆听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,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亲自点将,派轻工部发酵研究所专家秦含章到汾酒厂帮助提高汾酒生产技术。

在汾酒厂的两年中,秦含章住窑洞,喝小米粥,啃窝窝头。在酒厂期间秦含章的女儿秦小文结婚,他都没有回去。了解这些后,再端起那斟满汾酒的酒杯,周总理为民鞠躬尽瘁的风范,秦含章的高风亮节,还有几代汾酒人自强不息的品格,都化作汾酒的酒香,沁人肺腑,绵远流长。